• 学习邹碧华精神促进法官与律师之间良性互动
  • 作者: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 发布日期:2018/9/25 阅读次数:[16]
  • “律师对法官的尊重程度,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法治发达程度;法官对律师的尊重程度,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司法公正程度。”——这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邹碧华同志对法官与律师之间关系的解读和诠释。2010年1月,邹碧华担任上海长宁区法院院长时,推出了旨在促进法官和律师在执业活动中良性互动的文件《法官尊重律师十条意见》,在担任上海市高院副院长后,邹碧华主导推动了律师诉讼服务平台建设,多年来他一直在为构建由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学者等组成的“法律职业共同体”进行着积极的探索和尝试。法官与律师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我国司法进程中的热点问题之一,构建起法官与律师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必将为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的进步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法官与律师之间关系的尴尬现状
     
    当前,中国已提前进入“诉讼社会”[1][1],各种矛盾纷纷涌向法院,法官与律师之间的交集越发增加,双方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众多关注。从总体上来讲,两者关系应当说是和谐的,但当法官与律师两个词被同时提及时,仍不免成为敏感词汇。法官不尊重律师,律师“死磕”法官,或者双方老死不相往来亦或法官与律师相互勾结枉法裁判等不和谐事件却仍有发生,严重损害了法治权威。众观当前司法实践,法官与律师之间的尴尬现状主要表现在:
     
    1、互相提防、形同陌路。一些法官抱有“和律师打交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心存芥蒂,对律师采取冷处理模式,不愿协同合作,唯恐授人以柄。对律师在庭审中提出的有关意见或请求心不在焉、不置可否。而有些律师在代理案件时,对法官也存在漠视态度,不愿与法官进行联系沟通,调解时不积极配合,庭审时敷衍了事,对判决结果不闻不问。
     
    2、互不尊重、彼此拆台。少数法官对律师傲慢无礼,出庭迟到或随意更改开庭时间而不通知律师,对一方律师过于亲热而冷落另一方律师。表现强势,庭审中不注意听取律师的意见,随意打断律师发言,当众训斥律师,甚至发生将律师逐出法庭的不和谐事件[2][2]。对律师的人格尊严及人身安全不予重视,安检时未将律师和当事人进行区别对待,庭审时不及时制止当事人对对方律师带有人身侮辱性的言辞,不及时要求当事人及时回应另一方律师的合理提问,使律师受挫感强烈。
     
    而一些律师对法官也缺乏足够尊重,不做好庭前准备,开庭发言杂乱无序,无视法庭纪律,接听电话,摆弄手机,或者与当事人交头接耳。庭审中还出现律师与法官进行争吵、“闹庭”的现象。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曾撰文探讨法官与律师的关系问题,他提及“律师不与公诉人对抗,反而同主持庭审的法官进行对抗,甚至演变成了对手”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诉讼中一些律师滥用管辖权异议、上诉等诉讼权利,阻碍诉讼的顺利进行,甚至在诉讼请求得不到支持后,不顾案件的客观事实,而鼓动当事人通过缠访、闹访等手段,给法院和法官施压。
     
    3、互相勾结、利益交换。个别法官与律师之间形成一种以违反各自职业道德为前提的利益共同体,形成司法腐败的最直接链条,比如“三陪”律师和法官成为律师代言人现象的存在便是很好的佐证。[3][3]法官为律师介绍代理、辩护等业务,收取提成,如北京西城法院原院长郭生贵收取来自律师的案源介绍费即达到367万元。律师为当事人向法官送礼、宴请提供便利,向法官提供车辆及其他费用的报销,双方形成权钱交易。
     
    针对法官与律师之间关系的尴尬局面,邹碧华曾在其微博中认为:法官与律师之间互相不尊重,会破坏法治的根基——信任。[4][4]的确如此,法官与律师之间的不和谐关系,不仅会戕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会使司法的公正性遭受质疑。[5][5]而且,长此以往,法官与律师之间尴尬关系还会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双方越是交往受限,越缺乏理解信任;越缺乏理解信任,越是不正当交往;越是不正当交往,越是交往受限,彼此间越发不理解和不信任。[6][6]
     
    二、法官与律师存在紧张关系的原因分析
     
    法官与律师关系紧张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官本位”思想仍有影响。有些法官具有职业优越感,认为其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故自认为“官”,而律师在中国古代被称为讼师,而对讼师的传统理解是受人钱财替人消灾的角色,应当是“民”,因此有些法官高高在上,当然地认为律师应当听从法官的支配和指挥,故而不能平等地对待律师。
     
    2、法官与律师的角色定位不同。法官的角色定位是居中裁判,不偏不倚,超越双方当事人的立场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而律师追求的是被代理人和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非司法的公平正义。司法实践中,无论法官或律师,往往会不自觉地将自身的职业操守和价值追求强加给对方。[7][7]因此出发点不同,矛盾即不可避免。
     
    3、传统职权主义庭审模式仍有影响。庭审模式从职权主义到辩论主义的改革已有多年,但仍有一些法官因循守旧,不是被动和中立地引导当事人双方进行积极的辩论,而是自身积极地、主动地参与庭审,从而发生律师与法官当庭进行辩论、争吵的不适场面。
     
    4、法官与律师之间缺乏法律职业者的共通性。当前两者之间的职业流通则呈现“逆向流通”化[8][8],即大批通过司法考试的年轻法官辞职从事律师工作,而优秀的律师被遴选进入法院亦或是优秀律师愿意进入法院的是少之又少,因此两者之间难以形成共同的职业尊荣感。
     
    5、缺乏沟通交流的平台。在利益的博弈中,沟通机制显得尤为重要。法官与律师对案件基于不同的立场和对法律适用的不同理解,造成个案认识上的差异,但律师往往没有相应的交流反馈平台,因而有些律师将微博、微信等作为与司法权力对抗的重要阵地,随意地在公共信息平台上进行案件信息传播,发表与判决相悖的评论,给审判造成压力,引起部分群众的偏听偏信,使法官与律师之间隔阂加深。
     
    6、各方的过多关注引发不必要的恐慌。维持法官与律师的正当交往是各国司法的通行做法,但对法官与律师之间交往设置过多的隔离,则可能矫枉过正,容易使法官将律师视为假想敌,对律师采取一种不合作态度,使双方的互动关系产生隔阂。
     
    7、客观上法官饱受案多人少和质效考核的压力。大量的审判任务以及各种类型的质效指标考核使得法官不得不想尽办法尽快结案,一些法官不得已采取了功利主义立场,对律师提出的所有可能影响诉讼进程的意见或请求,都会出现本能的排斥反应。
     
    8、法官的低收入与律师的高收入造成心理失衡。两者收入的巨大差异,可能使一些法官对律师形成“仇恨心理”,也有可能使部分法官开始进行关系寻租,与律师建立关系网,从而获得物质上的补偿亦或是精神上、心理上的补偿。
     
    三、积极构建法官与律师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如何促进两者之间的和谐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在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
     
    1、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这是构建法官与律师之间良性关系的前提。邹碧华同志一直有个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梦想,[9][9]在这样的职业共同体中,法官和律师有着共同的法律信仰和法律素养,从事着共同的法律职业,法官与律师他们在司法程序中各守其职,但共同维护法律尊严、寻求法律真相。2014年7月,徐州市法官协会和律师协会签署了《关于共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合作框架协议》,提出了构建畅通有效的法律职业共同体,[10][10]为推动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作出了积极努力。
     
    2、取消流动障碍。改变法官与律师两者之间职业流动逆流化倾向,大力推进优秀律师进入法官行列。打破目前对法律从业人员的管理模式,消除门户和壁垒观点,将法官、检察官与公务员群体相分离,按照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模式,对共同体成员的政治经济待遇、权力分配以及日常运作进行分类别管理,从而加强职业互动。一方面法官、检察官的产生需要从具有一定的法律职业经验的人员中择优遴选,另一方面加大从律师中遴选进入法官、检察官队伍的力度。20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的意见》中就已提出:“加大从律师中选拔法官、检察官的力度。”而在邹碧华同志的积极倡导下,上海市人事局也正准备把律师进入法院的考试从普通的公务员考试中独立出来。
     
    3、建立沟通交流平台。在自治的法官协会与律师协会之间建立起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进行沟通交流,营造法官与律师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荣誉感。建立双评机制,组织法官评价律师,律师评价法官,并对评价结果进行有效利用。完善相互监督机制的同时,积极利用各种平台,加强外部对法官和律师关系的监督,有效避免法官与律师之间形成过为亲密的关系。加强业务探讨,建立案件研讨反馈机制,对司法热点和相关法律理论进行研讨,并对法院内部的法律适用文件、判断案件的标准及审判纪要进行共享,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4、注重职业道德培养。不断加强法官和律师的自身道德建设,着重培养法官和律师共同职业伦理,把忠于宪法和法律,维护司法公正,捍卫公平正义作为共同的价值追求,共同提升法律职业尊荣。同时要注重加强法官作风建设和司法礼仪建设,完善职业素养,具备包容、超越、谦和、关怀等基本素质。要注重提高律师的职业公共服务职能特征,使律师群体具有更加清醒的职业认知和高尚的精神境界。
     
    5、保障律师的基本诉讼权利。尊重律师人格,庭审中不得随意打断律师发言,不得向当事人发表贬损律师的言论,对律师提出的合理要求及时答复。强化便民建设,为律师参与审判活动提供停车、休息、阅卷、复印等方面的便利。建立诉讼服务平台,便于律师了解案件信息,及时与法官进行对接。保障律师的人身安全,为律师执行提供方便和便利。
     
    西方学者称包括法官与律师在内的法律职业为民主之船舶的舵轮。[11][11]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曾提出:“要紧紧依靠学术界和律师界携手建设司法,因为如果建设司法不靠学术界和律师界的贡献,律师和法院对立,法律根本不可能健全。”法官和律师以不同的方法和路径共同捍卫着法制的威严,只有让两者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互相促进,良性运作,才能不断推动着中国法制文明的兴盛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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